北京奥运开幕式前期策划会结束后，作为顾问的陈图画告诉张艺谋：后期你甚么时候喊我甚么时候来。史航说，“像陈图画这么葛的人，他用不着给张艺谋面子，就是看到一小我跟工作之间如此胶漆相投的这种状态。”年初因为疫情全国大停滞的几个月里，张艺谋也一天没歇着。当时《悬崖之上》正在拍摄，和剧组一路在酒店隔离的时间里，他就把拍完的素材剪辑好了。“没觉得难熬，因为一向在工作。”张艺谋说，“我现在最大的愿望，如果身体很好，如果一向有好剧本能续上，我都不止一年拍一部。我总是想多拍一点，希望能不辜负、不耽误这个时光，不枉人生一场。”
撰文丨刘洋 编辑丨糖槭 出品丨腾讯新闻谷雨工作室
不辜负、不耽误这个时光
通常，每天结束工作的后半夜，张艺谋要花四五个小时看片做资料，凌晨五六点睡，上午十点起（电影拍摄期间，睡眠时间会缩短到三小时），睁眼便开始看新闻、小说、剧本，吃早午餐这全天唯逐一顿饭，以后又进入差别的剧本会、筹备会、创作会……其间仅有的停顿，是为了维持“革命的本钱”快走6公里，日日如此。
《一秒钟》首映礼后，70岁的张艺谋转头扎进冬奥会四个仪式的创作会，电影《悬崖之上》的后期制作也没有停下，新片《最冷的枪》已筹备多时，半个月后就要在东北开机。他每天拿着一张满当当的时间表，进出一间又一间会议室，从上午到后半夜，大脑在差别的频道切换。那张时间表通常用不到10天就要换新的。这样的节奏也不算超常。筹拍《一秒钟》时，他同时推进9个项目（包括电影、舞台表演、大型演出等），每天工作20小时。
《一秒钟》的故事，就是他一边快走锻炼一边讲给制片人庞丽薇听的，不到一小时，故事就大体成型了，那是2017年底。张艺谋很兴奋，回办公室后立刻让助理把故事记下来，马上给远在洛杉矶的编剧邹静之打了电话。数日后（2018年1月）又郑重地给邹静之写了一封信，“不知为何，几天来这个故事总在脑中盘旋，突然有了很强的创作冲动，想把它在20177月拍了！……恐怕不行等到5月交，3月拿初稿为好。一个好汉三个帮，我特别渴望得到你的帮助。”
那时，他突然生出一种强烈的时间感，电影拍摄全盘数字化，中国又是改弦更张最快的，胶片生产、洗印工厂都消失了，他蓦然觉着改朝换代了，“哎呀，就没有了”。他拍电影以来的点点滴滴、许多记忆，以及所经历过的青春时代，慢慢也都成了历史，被碾碎消失了，“赶紧拍了吧”。他需要套一个故事，拍出那逝者如斯。因而，有了一个劳改犯逃出农场穿越千里黄沙去看电影，寻找死去女儿一秒钟影像的故事，胶片大循环，一遍一遍回放女儿的脸。
这是他第一次自己构思出整个故事，急迫地和邹静之轮流写，三个月完成了剧本。
电影《一秒钟》剧照
其实，张艺谋擅长借题发挥，而非自力更生。早些年，他靠着一部部小说读下来，从中寻找可以改编的故事。去趟洗手间，一本《小说月报》或者《收获》就看完了，出差时，一个拉杆箱里全是小说，返程时再换一箱子书。即便如此，也觉得发现题材的速度跟不上创作欲，“吃不饱”。
近几年，行业内信息越来越开放，庞丽薇逢人便讲：谁有好的剧本拿来，不限题材。有人问张艺谋接不接科幻片。他说，“我是个科幻迷啊。”接不接动画片？“当然没问题了，只要剧本好。”
两年来，他连拍三部电影，《一秒钟》是500多个镜头的文艺片，《坚如磐石》是涉案题材，赛博朋克风格，用琉璃般的滤镜去呈现灯下黑的灯红酒绿，切现实脉搏的尝试，《悬崖之上》则是快节奏2800个镜头的谍战片。
年初因为疫情全国大停滞的几个月里，张艺谋也一天没歇着。当时《悬崖之上》正在拍摄，和剧组一路在酒店隔离的时间里，他就把拍完的素材剪辑好了。冬奥创作会也在推进，他每天和国内、国外的艺术家们开视频会。“没觉得难熬，因为一向在工作。”
“我特别喜欢几条腿走路。”张艺谋说，“我的工作速度很快，而且我的效率比较高，不浪费时间。我现在最大的愿望，如果身体很好，如果一向有好剧本能续上，我都不止一年拍一部。我总是想多拍一点，希望能不辜负、不耽误这个时光，不枉人生一场。”
总有人质疑他拍电影太快了，不行耐下心来“五年磨一剑”。《一秒钟》的声音指导、和张艺谋合作了40年的陶经却嗤之以鼻，“说句老实话，大部分你们听到的五年磨一剑，眼泪花花的，不要完全相信，他们不少四年半都在玩。而老谋是，几个题材他感兴趣、有感觉的，一块往前走，哪个先成熟哪个先来。”
对张艺谋来说，拍出一部好电影的必要条件里，也不包括“时间”这一项：第一，要碰到一个好剧本；第二，碰到一群好演员；第三，你做的所有决定全是对的，没有跑偏。有很多次，他拿到一个小说或剧本，觉着要奔着好电影去了，但走着走着就跑偏了，或者力有未逮，或者眼高手低，甚至犯了错误，尤其方向错误，再加上“客观原因”，佳作一向没有出现。“至今我仍希望我的下一部电影能更好，这也许就是我一向前进的动力。”张艺谋在首映礼那天深夜说。
“否则你就被淘汰了”
《一秒钟》上映前，张艺谋深夜里去短视频平台宣传电影，从一个直播间到另一个直播间，很雀跃。因为没有录屏，回程路上他一向问庞丽薇评论里都说了些啥，觉得难得这样实时地贴近年轻人。他常说“与时俱进”，语气紧迫而诚恳，“电影观众都是年轻人，他不等你啊。”
《一秒钟》让许多人以为他在留恋胶片时代，像诺兰、昆汀、斯皮尔伯格一样。拍《长城》时他见到斯皮尔伯格，被问及“开始拍数字了吗”，他说早就开始了，他是中国最早的。
胶片时代，拍完的镜头要先送到洗印厂，洗好后剪接师粗剪，导演要过好些天才能看到。也是效率问题使然，张艺谋等不及，因而把DV连在开麦拉上，同步录下影像，当晚再把DV连在电脑上剪辑素材，以后发给外地的剪接师对照着剪胶片。白天拍，晚上剪，在工作方式上他很早就进入了数字时代。
他一向在问，“有没有更新的工具”“有没有更新的技术”。近几年，连续三季执掌《对话·寓言2047》在国家大剧院的演出，张艺谋最初是为了领会全世界新的科技手段比如机械臂、激光、4D、裸眼、120帧等等如何运用到创作上，如何跟影像和人互动。在新技术领域，他相信自己比谁看的都多，“你看一百个，可能才有一个能用在创作上”。他想象未来甚至影像的载体也要被抛弃，指纹一晃，空气成像。
他毫不松懈，紧紧跟着，觉得观念、美学、技术、表达方式各个方面都得跟住了，“否则你就被淘汰了”。
电影《一秒钟》剧照
在编剧史航看来，除了紧迫感，张艺谋享用一直歇地创作。他对张艺谋不聊创作时的闷印象深刻，那是他最没劲的样子，像充电宝关掉了。剧本会上用全部五官传达兴奋感的张艺谋，则是他这个充电宝在放电给别人充的时候，能看到那个小亮灯，那个高兴，眉飞色舞。“比如有的哥们儿，不管你几点去见他，他都已经喝大了。而我有数的几次参加剧本会，都看到一个嗨大了的张艺谋，永远不闲置的一个充电宝。”
他想起北京奥运开幕式前期策划会结束后，作为顾问的陈图画告诉张艺谋：后期你甚么时候喊我甚么时候来。史航说，“像陈图画这么葛的人，他用不着给张艺谋面子，就是看到一小我跟工作之间如此胶漆相投的这种状态。而且电影表达不及以承载他的想象、创作激情、对影像和奇观的迷恋，就跟下雨，盆接完了用碗，碗接完了用桶，歌剧、演出、开幕式都是他差别的容器。”
和张艺谋一路工作的20年里，庞丽薇常常听着他的“倒计时”：人这一辈子，我还剩多少多少天，我还能拍多少部电影，你不要浪费我的名额，我的每个名额都很珍贵，我要拍差别的工具……
而谢东告诉庞丽薇，自己30年前给他当执行导演的时候他就在倒计时——那时张艺谋才40岁。
“人在时代里都必须先生存”
《一秒钟》故事里的时代，也是烙上他心理印记的时代，“那时候人是不行左右命运的，我自己深有体会，不敢想自己能上大学，更不敢想自己能拍电影。”父亲和两个伯父都毕业于黄埔军校，母亲是皮肤科医生，他自然“出身”欠好，在恐惧里练出画巨幅宣传画、写超大美术字的特长。
他曾对作家方希说，“我一开始就有这个意识，让自己迅速工具化。工具化你就会对别人有用，人有了用，有些工具就不会找到你身上，你就会有空隙生存。工具不是个坏词儿，有用也是我们这一代人深入骨髓的价值感……恐怕我今天也有这个嫌疑。”
被北京电影学院破格录取前，张艺谋甚至考虑过去西北农学院念畜牧专业，录取通知书来的时候，工厂的老师傅抓着他问：“艺谋，放电影还要学四年吗？”
从农场考上北影的陶经也和张艺谋一样“懵叉叉”的，以为电影录音就是配音，是童自荣。四十多年前，他们同在北影78级，那是“文革”十年后电影系录取的第一届，不少同学出自电影世家，孤陋寡闻，看张艺谋没看过的禁书和“内部电影”长大。顾长卫买了一堆音响碎零件让陶经给拾掇，弄好后放在窗台外用大喇叭放，奇特的、先锋的、前卫的，甚么音乐怪放甚么，放的吱儿哇乱叫。
张艺谋经常不吭不哈坐在床上鼓捣相机或作业。他的床铺在310室门口，脚后端放着整幢楼一百多号学生唯一的电话，张艺谋与这部电话几乎是绝缘的，但他应该绝躲不开电话这端的喜怒情愁，“老谋平时基本不说话，但他特别善于观察和发现，每小我打电话都是一个故事，跟家里人的，谈女朋友的，吵架的，哭泣的，他都默默看了。”让陶经印象最深的是张艺谋贴在床边的摄影习作，很强烈，很另类，像《黄土地》那种，天地之大，有运动感的线条、有冲击力的情绪，很有力量。
张艺谋后来多次谈及过当年的自卑，因为出身欠好、比同学大十几岁、没有任何艺术家庭的背景，只能吭哧吭哧用最笨的努力急起直追。连从摄影转导演都是迫于年龄焦虑，如果他按部就班从四助做起，要40多岁才能碰开麦拉。
